1978年，县招待所的那个夜晚

比我想象的更加疯狂。他就像一头被逼到绝境的野兽，开始不计后果地疯狂反扑。当天深夜，

他连夜召集了自己所有的亲信，在家里开了一个秘密会议。

会议的内容只有一个：不惜一切代价，对我进行“污名化”打击，把我彻底搞臭，

让我自身难保。第二天一早，县委大院门口那面最显眼的墙上，就贴满了密密麻麻的大字报。

白纸黑字，用最触目惊心的标题，揭发我这个“来自北京的腐败分子”。说我“生活奢靡，

在招待所顿顿要求吃肉”。说我“作风不正，与多名女性关系不清不楚”。甚至捏造说，

我这次来安和县，根本不是为了什么农业改革，而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，有不可告人的目的。

每一条，都写得“有鼻子有眼”，仿佛亲眼所见。紧接着，一个所谓的“县联合调查组”，

浩浩荡荡地进驻了招待所。他们当众宣布，鉴于群众举报反映的严重问题，从即刻起，

对我进行立案调查。在调查期间，我必须无条件配合，不得离开招待所半步，

不得与外界进行任何联系。这无异于将我软禁。我的房间被粗暴地搜查，

行李被翻得乱七八糟，我带的几本专业书籍，被他们轻蔑地扔在地上。

而那个已经吓破了胆的李娟，在她舅舅的威逼和指使下，再次出面。

她梨花带雨地向调查组“哭诉”，我是如何“威逼利诱”，如何“调戏”她。

她甚至还“提供”了一件被撕破的内衣作为“证据”，说是那天我企图对她不轨时留下的。

这场戏，演得比第一次更加逼真，也更加恶毒。与此同时，张胜利的黑手，

伸向了那个唯一的证人——老周。当天晚上，几个地痞流氓模样的人，冲到老周家，

用石头砸烂了他家所有的窗户玻璃。他们留下话，如果老周不立刻改口，推翻之前的证词，

他那个在县办工厂上班的小儿子，明天就得被开除下岗，全家都等着喝西北风。老周的老伴，

当场就吓得跪了下来，抱着老周的腿，哭着求他，为了小儿子的前途，为了这个家，

不要再跟张主任作对了。一夜之间，天翻地覆。我从一个揭...